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
距梁羽生先生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已整整51年了，今年也是金庸涉足武侠文学界五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新武侠文学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百花园中的绚丽之花，有必要对之作一个回顾与评价。
武侠文学之源流
我们不妨来看看新旧武侠文学的出现、进化及其同异的发展历程。台湾武侠研究家叶洪生曾就“武侠”之称作了一个考证，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但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论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前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后快！”①（叶洪生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上海，页4。）他不同意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的论见，而赞同汉学家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书中所说：“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将“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游侠八特征之首。梁羽生先生也认为，“武侠”不在于武，而在于侠义。唐代人即认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李德裕《豪侠论》) 换句话说，武侠文学作者最看重的正面人物还是有正义感之侠，而非武艺高强，但道德品行不好，为虎作伥的江湖人物，譬如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张召重。
自司马迁《史记》中《游侠列传》入史籍记载以来，侠士在社会中就成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它与后世的日本武士成为一个阶层又有不同，与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绿林好汉罗宾逊或西部片中剪径的、抢火车的强盗也是大有区别的。武侠者，应指那些身怀绝技，代表人间正义的义侠之士。但“武侠”这一名词并不见于中国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现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近代文学中。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侠之名的三部小说风行日本文坛。当时的中日之间，文化讯息传播较快，因为许多中国学人注重日本的维新成功，“武侠”之词遂传入中国。而有些中国人则也以文言文武侠小说为始作俑者，据樽本照雄等编撰的《中国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书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林琴南俨然是一大家，钱基博亦为其一，他们均以文言文写作武侠小说，钱氏更与恽铁樵于1916年合编《武侠丛谈》。在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未登场前，文坛为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霸踞，武侠小说也入于其中。
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
现代白话武侠小说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当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作家为代表。向恺然《江湖奇侠传》更与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电影艺术相结合，在数十年时间内拍成十八集的《火烧红莲寺》而风靡全中国。这其实是当今流行的武侠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滥觞。武侠小说也因此鹰扬于中国现代社会，造就出一代代的作家和读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文学一样，从文白夹杂到渐以白话文为叙事语言，从以短篇为主转向长篇，当然，在内容上仍以古代传奇为主体，以侠士为主角，可说是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分庭抗礼，与之争夺着读者。二十年代武侠文学成行成市，有了其职业创作的倾向，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杨尘因等都为武侠文学界一时之选，其出版物又以绣像武侠小说为其特征，这是袭自明清小说的旧衣钵。三十年代则是旧派武侠文学蔚成气候的年代，出现了一代以专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谓群雄并起，将中国武侠文学推到一个高峰，这与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中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不由人不感到奇怪。当然，武侠文学有其局限性，在文学体裁上，它只占了小说界一隅，而新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上百花齐放，投入新文学文阵的作家与日俱增，新秀辈出，同时他们又与家国命运、政治、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积极参与启蒙、救亡与抗日活动，因而成为文坛主流。武侠文学则免不了被讥为“鼓吹神鬼不经之说”，宣扬歪门邪道，背离现实社会，乃误导青年的坏书，与救亡的主调不免有荒腔走板的不谐调之嫌。这一代的武侠作家构成了旧武侠文学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宫白羽、郑证恩、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钱镖》系列，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郑证恩的《鹰爪王》系列、王度庐的《鹤剑珠龙瓶》五部曲、朱贞木的《神龙》三部曲及《边塞风云》等，各呈异彩，蔚成大观，拥有大量的读者群。
然而，随着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的政治军事斗争日益白热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兵祸不断，温饱、生计都成问题的民间社会中，谁还有心去读武侠小说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热情的高涨左右了文化界的动向，严峻的意识形态更蜕化为严厉的思想管制运动。在台湾，败退到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也以反攻大陆为总动员，一切的文宣都要为此服务，武侠文学难逃其厄运，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位。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还珠楼主入戏剧界服务，不敢再写武侠小说，晚年撰写了八十万言的《杜甫传》却未能付梓。宫白羽是一个最为努力上进的武侠文学家，他早年有志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且在武侠文学界首次创造了“武林”一词，解放后却未敢再写武侠。当梁、金的武侠小说于香港双星并耀之时，香港《大公报》曾邀请其续武侠之缘，他也重作冯妇，写作了《绿林豪杰传》一书，却因为当时政治气氛所囿，全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放手去写，自然大失水准。他在阅读了梁羽生等的作品后，也自认自己已力不从心，故从此不再写作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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